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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同样要求下级法院在解释《基本法》的时候参考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判例。
就处罚决定的合法性来说，该案中无论是7天的行政拘留还是200元的罚款，其实都在法律授予被告处罚裁量权的范围之内。这种形式化的认定技术，虽然具有与适用法律规则一样的确定性，但其缺陷在于，在没有同案可予以对比的情况下，该项评判技术将无法发挥作用，由此使得明显不当标准的适用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
[7]参见周佑勇:《司法审查中的滥用职权标准——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观察对象》,《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二)规则适用的法律审在现代法治理念中，行政裁量不再是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而是应受行政合法律性原则的拘束，行政裁量必然是法律授予的裁量。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定程序审查标准的内涵已经逐渐地包含有正当程序的要求，这样它就完全可以承担起行政程序审查的所有问题，无需适用明显不当审查标准进行判断。因为明显不当审查标准作为撤销与变更行政行为的一项独立的合理性审查标准，在不再受限于变更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情况下，它完全可以承担起审查狭义上的滥用职权适用范畴以外的不当行政行为这项任务，也即审查那些仅在客观上存在不当的行政行为，而让滥用职权审查标准继续回归到主观故意范畴。[27][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著:《法律与行政》(上卷),杨伟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08页。
[38]参见胡建淼主编:《行政违法问题探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关键词: 明显不当 滥用职权 行政裁量 程序裁量权 司法审查 一、引 言在我国，针对法院应以何种审查标准来撤销或变更行政行为这一问题，相较于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而言，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新增了一项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该项审查标准并非凭空产生。首先，为确保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强调行政机关对其承担一种消极义务—即不得干涉审判活动。
[92]参见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21条。事实上，与宪法修改及解释相比，立法也具备几个方面的制度优势。因此，这一分权模式的实质及其实施效果明显带有强化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的色彩。例如，在财政权和立法权的分配上宪法文本就保持了不应有的沉默。
对于那些更为宏观、影响广泛的社会转型和变迁而言，宪法层面上回应也是不可避免的。国务院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
）但是，上述原则并未出现在此后的三部宪法文本中。与宪法修正案相比，除重大立法决策之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般无须执政党的前期深度介入而能够独立地确保对其自身立法的主导权。由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宪法修改，还是宪法解释都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制度变迁功能。[77]这其中包含了非常明显的分权色彩。
此外，一些学者对于现行宪法修改的频次以及受执政党主导的政策性修宪模式等修宪实践也一直表示质疑，并要求执政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节制且规范地开展修宪。此外，除非用一种非常机械的视角，我们通常很难预测政治家们是何时从其中的一个程序转换到另一个程序的。[97]参见《行政诉讼法》第17条。[18]参见宪法修正案第11、31条。
[12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羊干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1993年3月14日）。[147]导致上述两种模式无法有效地往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在于合宪性判断的结论不可避免地将经常性地引发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歧，而这对于目前以共识形成为核心价值的政治体制构成不小的挑战。
（参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6日，第1版。高铭暄、张杰：宪法权利的刑法保护—以言论自由为例的解读，《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50]例如频繁地开展与司法相关的执法检查、听取专项工作报告等。它只能反映其制定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制度需求，并且只能容纳具有一定时空延展性的制度愿景和理想。例如，全国人大依据《宪法》第62条第（十二）项的规定行使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置的权力的结果不可避免会涉及地区之间行政区划的调整。[16]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否有权做这样的宣称，学界存在分歧。同时，大多数宪法修正案也往往由于过于超前或滞后而不具有实质上的制度变迁意义。1．确立行政诉讼制度、强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1979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将法院的审判功能局限在了民事和刑事诉讼这两个领域。
[119]《报告》还特别提到，东欧一些国家去年以来发生大的动乱，都是以修改宪法开始的。[108]同时，该法也设定了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相类似的法律责任。
（九）诉讼和仲裁制度。[106]参见《反垄断法》第33条。
刘茂林、陈新：论宪法发展的形式—兼谈新《刑事诉讼法》对宪法的发展，《地方政府管理》1997年第11期。[140]更让人疑惑的是，在重修改轻解释、[141]重法律解释轻宪法解释的事实背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从未正式地提供类似可改可不改的不改的方针性说明。
[55]《监督法》对个案监督的处理结果将人大与法院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晰化，也在事实上巩固和夯实了审判独立的原则。从90年代开始，很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又纷纷出台了一些规范和监督人民法院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其中不乏开展个案监督的规则。三、立法对宪法的发展在目前有关宪法发展、宪法变迁的叙述中，宪法修正案成为一种最为主流的制度发展范式。为此，十四大报告提出要努力实现十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其中第二项任务便是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以便尽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
与1954年宪法[35]以及两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36]的表述相比，这种独立性显然是有限度的、有保留的、也不是绝对的。童之伟：《物权法（草案）》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违宪与合宪之争，《法学》2006年第3期。
如果不填补宪法遗留的上述规范空白，那么普遍存在的规范冲突不仅损害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而且也给执法造成困难。这一探索旨在回应如下问题：宪法文本及其31条修正案能否代表我国宪法制度的全貌？在对宪法实施30年来制度建设成果发表评论时，宪法文本及修正案是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全部对象？在宪法修正案之外，我国宪法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在保持其文本稳定性的同时适应社会发展而进行制度创新和调试的？（二）学术综述对于现行宪法发展过程及现状的描述和评价，学界大致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径路。
事实上，现行宪法已为这些制度构想与其文本接轨提供了三种[5]平行的程序通道—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及立法授权[6]。《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审议情况的说明》（1999年3月14日）。
通过这些立法，横向、纵向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调整以及地方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协调有了更加没明确的原则和规则指引，而这些原则和规则也大大丰富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度在内的宪法制度。[116]这一点与两部基本法对修改权的设计差异很大，后者均规定对基本法的修改不得同国家对两地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在制定民诉法时，我汇报，有人反映现在是‘官告民一告一个准，民告官没门儿。[153]See Stephen Holmes＆Cass R. Sunstein,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in Eastern Europe, in Responding to Imperfe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at 275（Sanford Levinson e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154]See David A. Strauss, The Irrelevance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114 Harv. L. Rev. 1457 （2001）．[155]See Cass Sunstein, The Second Bill of Rights：FDRs Unfinished Revolution and Why We Need It More Than Ever,209～210 （New York : Basic Books, 2003）．[156]Id, at 181.[157]Jiunn-Rong YEH＆Wen-Chen CHANG, The Emergence of East Asian Constitutionalism: Features in Comparison, 59 Arm J. Comp. L.，805，820 （2011）．[158]Id, at 821.[159]See Tom Ginsburg,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 The Emergence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 in Korea and Taiwan, 27 Law＆Soc. Inquiry 763，at 790 （2002）．[160]See Stephen Holmes＆Cass R. Sunstein, supra note 153.[161]Walter F. Murphy，Constitutions,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in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Transi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13（Douglas Greenberg et al.，Stanley N. Katz，Melanie Beth Oliviero, and Steven C. Wheatley eds. 1993）．[162]例如，有学者主张分税制决定是违宪的。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无论是横向、纵向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调整，还是地方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协调都有了更加明确的原则和规则指引，而这些原则和规则也大大丰富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 内的宪法制度。
当然法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进行必要的修改……[113]自1978年至今，我国经历了持续的、激烈的社会转型。分税制决定对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支出和收入做了更为明确的划分，并对中央财政返还地方税收确立了明确的标准。
此外，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具备影响全国人大决策的诸多程序及实体禀赋，其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选择由全国人大审议并通过相关立法来避免因立法程序上民主性不足而引发的合宪性非难。例如，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65]、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6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6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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